1938年9月，湘雅医学院教授张孝骞在湖南衡阳望着那批超过80吨，即将运往贵阳的珍贵医学典籍、教学设备，以及准备启程前往贵阳的师生，心中五味杂陈。彼时，长沙屡遭日机轰炸，在此办学已难以为继，刚迁到衡阳一个月的湘雅医学院又要继续西迁贵阳。

1937年底，鉴于抗战时期医疗资源紧缺，为谋战时急切之需、树立西南医学之基础、救济沦陷区医学生之学业，李宗恩、杨崇瑞、朱章赓等医学名家临危受命，到贵阳筹建国立贵阳医学院（以下简称贵阳医学院），李宗恩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

1938年3月1日，贵阳医学院成立，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9所国立医学院校之一。同年10月，张孝骞携湘雅医学院师生抵达贵阳，由于一无住所，二无校舍，时任贵阳医学院院长李宗恩鼎力相助，将阳明路贵阳医学院教室借其进行课堂教学，由此两校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同舟共济的两校友谊也是两位有志青年并肩抗战“烽火情”的延续。张孝骞与李宗恩同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两人一同共事、共同成长14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愿在沦陷区工作的两人毅然南下抗战救国，张孝骞来到湘雅医学院，是年秋担任代理院长职务，李宗恩则到贵阳筹建国立贵阳医学院。

在抗战期间，两校一直互帮互助、携手同行。1938年1月，贵阳医学院第一届招生简章中，长沙报名地点就设立在湘雅医学院。在同年6月一封由张孝骞写给李宗恩的书信记述，湘雅医学院在贵阳医学院筹备期间赠送了相关书籍，并安排刘谷荪等教师前来支教。1941年至1943年，两校联合发布招生简章，共同在贵阳、昆明、重庆、长沙等地设置招生点。

湘雅医学院与贵阳医学院的这段难忘的历史，不仅是两所医学高校守望相助、共同发展的峥嵘岁月，还是众多高校西迁、许多爱国人士抗日救国的一个生动缩影。

“我们要从无中创造有，要在荒地上开辟新家园。”对于李宗恩和同事们而言，在抗战中成立的贵阳医学院，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要培养完善的医学人才，需要借助各方力量。

为调整贵阳医学院、湘雅医学院、卫生署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教员兼课待遇，1940年7月，李宗恩、张孝骞、朱章赓三人签订了教员兼课待遇办法协议。

中国四大内科专家之一的杨济时教授原来是湘雅医学院的教务长，后来应李宗恩邀请，到贵阳医学院任内科学教授，还担任过学校总务长、内科主任等职，并作为第一届附院主任带头筹建了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李瑞林、凌敏猷、梁觉如、白施恩、吴执中、齐镇垣、张德威等湘雅医学院老师来校兼课，有些还担任科主任。贵阳医学院的王季午教授等也到湘雅医学院兼课。他们严谨的教学风格和医学理念与技术为西南地区培养了一批急需人才。

“那时，我们学校任教的专家教授还来自或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教学质量在短时间内声名鹊起，被誉为‘小协和’，不仅开创了贵州高等医学教育之先河，也为贵州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贵州医科大学党委委员、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办）部长陈颖说。

陈颖介绍，在抗战时期，学校的发展虽然历经了风雨坎坷，但学校师生不仅在医学教育与医疗救治上发挥作用，还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民族解放贡献力量。

湘雅医学院于2000年并入中南大学，是全国知名的医学院。国立贵阳医学院砥砺前行，现发展成贵州医科大学，构建起“学士—硕士—博士”完整医学人才培养体系。

如今的贵州医科大学，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化学四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拥有我国首个聚焦喀斯特地区民族医药资源开发的国家级创新平台——中药功效成分发掘与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累计培养了8万余名医药卫生人才，成为贵州省重要的医学教育基地，拥有5所直属附属医院，构建了全省性的医疗服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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